关键
- 双语写作 (Bilingual Writing): 指作家，尤其是第一代移民或离散个体，使用非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与挑战。
- 语言与身份 (Language and Identity): 探讨语言如何塑造、分割或融合个体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自我认知。
- 母职与创作 (Motherhood and Creation): 关注成为母亲这一深刻的个人身份如何独特地影响女性作家的创作视角、题材选择和情感投入。
- 文学守门人 (Literary Gatekeepers): 指在出版和文学界中，决定哪些作品、声音和题材能获得关注和资源的权力结构或个体。
- 离散经验 (Diasporic Experience): 描述个体或群体离开故土、在异文化环境中生活所经历的文化适应、身份挣扎与归属感探寻。
摘要
本期《不合时宜》播客专访了知名作家严歌，深入探讨了她在海外生活，特别是从中文转向英文写作的心路历程。严歌分享了语言如何塑造其不同的**“自我”——英文自我感觉更自由、理性，而中文自我则承载着更多传统与情感联结。她坦诚地讨论了双语写作带来的挑战与独特的创作“摩擦力”，认为这种挣扎是当前创作的动力来源。访谈还触及了母职身份对其写作产生的深刻且不可分割的影响，这与其他个人身份（如女儿、妻子）截然不同。此外，严歌基于其在英国和与爱尔兰文学圈的联系，敏锐地观察并批判了英语文学场域中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特别是美国中心）和**“文学守门人”现象，揭示了少数族裔和非中心地区作家在其中面临的刻板印象与市场压力**。最后，她为有志于英文写作的离散华人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强调了明确写作对象和通过大量阅读内化语言韵律感的重要性。
洞察
此次访谈内容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首先，它为理解当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身份的流动性与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特别是语言转换如何重塑个人认知与世界连接的方式。其次，严歌的经验揭示了非母语写作者进入国际文坛所面临的机遇与结构性困境，对有志于跨文化创作的个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她关于“文学守门人”和市场机制如何隐性地塑造“少数族裔写作”的观察，为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当前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权力不平衡提供了独特视角。再者，访谈中对母职与女性创作关系的坦诚探讨，挑战了将母职身份与个体创作完全剥离的传统观念，强调了其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这对于理解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生态具有启发意义。最后，严歌的经历也映照出更广泛的离散华人群体在身份认同、文化融入与情感归属方面的普遍挣扎与探索，其“逃避可耻但有用”的心态，以及在不同语言中寻找不同自我的策略，为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智慧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观点
01「语言塑造多重自我」
严歌认为，不同的语言会激活或塑造个体不同的“人格”或“自我”。她在英文环境中感觉更放松、理性，甚至可以“撒野”而不必过多道歉，这与她在中文语境中感受到的、与传统东亚女性身份相关的束缚感形成对比。这种语言带来的身份差异深刻影响了她的生活体验和人际交往。
我觉得好像我在这个英文里面的表达的时候…它是一个理性的语言，然后在它表达的是我更多的那种思索性的、学术性的或者知识分子性的这种思考…好像是在英文这个语言里面被发展出来了。
02「创作需要“摩擦与挣扎”」
严歌坦言，目前在中文写作中感受到的“痛苦和挣扎”减少了，这反而降低了她使用中文创作的兴趣。相反，英文作为第二语言，其固有的困难和限制，包括无法完全捕捉地道口语的“痛感”，反而提供了必要的“摩擦”和挑战，成为现阶段驱动她写作的重要动力。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现在暂时的觉得不太想去写中文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在中文里面没有太多的痛苦和挣扎了…然后我觉得正是这种感觉让我就是对它的兴趣也减弱了。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寻找痛苦和纠结的这种过程。
03「母职身份的特殊性」
与其他个人身份（妻子、女儿、朋友）不同，严歌发现“母亲”的身份是唯一无法在写作时完全“关在外面”的。这种身份与她的创作自我紧密“粘连”，甚至在借用儿子生活细节进行虚构创作时，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内疚和“揪心”的生理性难受。
只有我作为母亲的身份是跟我紧紧地…身体上是粘连在一起的，我就没有办法切开…这种感觉是我之前从来不会有的。
04「警惕文学场域的权力中心与凝视」
严歌批判了英语文学界（尤其是美国）的中心主义倾向。她观察到，所谓的“多元化”图景下，少数族裔（包括爱尔兰作家）和非中心地区的写作者往往被“文学守门人”和市场机制所“凝视”，并被无形中要求扮演特定角色、书写符合刻板印象的题材，以迎合主流市场的期待。
这些决定是 gatekeepers 做的…它的这种白人中心性或者说就是美国的这种中心性是很重的…其实是所有的这些人都还是在这个非常强硬的一个白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被要求扮演各自的角色。
深度
在语言的边界游弋：作家严歌的双重世界与创作探寻
在全球化浪潮与文化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个体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知名作家严歌，一位早年以中文写作蜚声文坛、后转向英文创作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写作者，在近期作客播客节目《不合时宜》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而坦诚的样本，展现了游走于不同语言、文化和生活场域中的个体所经历的内心挣扎、身份重塑与创作转向。
语言：塑造自我的双刃剑
访谈伊始，严歌便分享了她在英国诺里奇（Norwich）的日常生活——一个看似平静、甚至有些“宅”的状态，与朋友喝咖啡、接送孩子、参与社区活动，同时保持着高强度的阅读与写作节奏。然而，在这份日常之下，涌动着的是关于语言与身份的深刻思考。严歌坦言，她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英文的“Yan”和中文的“严歌”。
在英文世界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与自在，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她认为英文是一个更偏向理性的语言，她最初通过阅读英文理论书籍与之深度接触，发现这个语言更能承载她思辨性、知识分子性的一面。在英文交流中，她感觉性别角色被弱化，人际交往更趋向于两个独立个体间的平等对话，“好像突然就没有了那种…随时都有一种唯唯诺诺的感觉”。这种在英文中获得的*“神奇的平等”和表达上的“放肆”*感，让她得以构建一个相对自由、不受传统文化规范过多束缚的“英文人格”。这个“英文的我”，如今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主导人格。
然而，与之相对的，“中文的我”则与故土、过往、家庭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情感紧密相连。每当“中文的我”被唤起，例如在中国新年这样的时刻，或是回想起家乡成都、父母亲人时，她会陷入一种**“格格不入”的痛苦与迷茫，伴随着强烈的内疚感 (guilt)**。她形容这种状态是*“跟这个土地是完全没有融合的”，甚至是一种被刻意压抑的、“很不健康”*的状态。朋友以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来安慰她，这让她意识到，这种看似舒适的“英文生活”，或许正是建立在对“中文自我”某种程度的逃避之上。
这种语言带来的身份分裂，并非严歌独有，它深刻地反映了许多第一代移民或**离散个体 (diaspora)**在全球化语境下面临的共同困境：如何在异乡重构自我？如何处理与母语文化的情感牵绊？严歌的体验揭示了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塑造个体认知框架、情感模式乃至社会角色的强大力量。
创作：在“摩擦与挣扎”中寻找新大陆
严歌的写作生涯，本身就是一部不断跨越边界的历程。从早期以《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作品描绘故乡风土人情而知名，到后来毅然转向英文写作，出版《The Chilli Bean Paste Clan》（《我们家》英文版）、短篇小说集《辑录：故事与小说》（Dear Chrysanthemums）等作品，并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她提到，曾有一段时间，虽然生活已完全沉浸在英文环境，但她仍固执地认为“文学的语言只能是中文”。然而，随着“英文人格”的日益壮大，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英文语境下，最终*“它必须要渗透到你的写作里面去”*。
有趣的是，严歌将转向英文写作的动力部分归因于一种对**“痛苦和挣扎”的需求。她感觉自己在中文写作的技法和表达上已日趋熟练，那种创作初期的“摩擦感”大大减弱，反而让她失去了部分创作的激情。而英文，作为第二语言，天然地带来了限制和挑战——比如她提到的，永远无法像母语者那样精准捕捉和书写地道的方言对话。这种“持续的痛和挣扎”，恰恰成为了她现阶段创作的兴奋点和驱动力。*“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寻找痛苦和纠结的这种过程，”*她如此总结。
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心理，实则点亮了艺术创作的一个核心面向：挑战与陌生感往往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对于严歌而言，英文写作不仅是换了一种语言工具，更是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需要不断学习和克服障碍的新领域，从而重新点燃了创作的热情。
母职：无法割裂的创作印记
在探讨个人身份对写作的影响时，严歌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母职身份的独特性。她坦言，在写作时，她可以相对冷酷地将作为妻子、女儿、朋友等身份“关在门外”，像一个“外科医生”般冷静地借用身边人的细节进行创作，甚至不曾过多考虑是否会“伤害”到原型人物（如父亲、丈夫）。
然而，唯独**“母亲”这个身份，是与她的创作自我“紧紧地…身体上是粘连在一起的”，无法切割。当她在正在创作的新长篇小说中，借用到儿子的生活细节时，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内疚和生理性的难受。这种体验让她震惊，也让她意识到母职身份对其创作伦理和情感投入的深刻烙印。
目前她正在创作的小说，主角就是一个“逃离了母亲身份的人”，一个抛弃了自己小孩的女性。她选择这个*“禁忌的题材”，正是源于对社会叙事中性别不平等的观察——男性抛家弃子（如奥德赛，大禹治水）常被理解甚至歌颂，而女性若如此则面临严苛的道德审判。她希望通过文学去探索这种“灰色的、不可言说的”人性复杂地带，挑战既定观念，“描摹出来这种人性的…很幽微的东西”*。这一创作选择，本身就体现了母职身份如何激发她去思考和书写那些与传统母性叙事相悖的、更具颠覆性的主题。
文坛：中心与边缘的权力游戏
访谈的后半部分，严歌将视角投向了她身处的英语文学场域，特别是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她首先肯定了英语文学世界的多样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写作者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文本质感和文学传统，这是“很让人激动的”。
然而，深入其中后，她也敏锐地指出了这个场域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和中心主义。美国无疑是这个世界的绝对中心，其次是英国。而像爱尔兰文学，尽管近年来人才辈出、备受瞩目（如布克奖入围名单中爱尔兰作家比例很高），但在严歌看来，这种“火热”反而印证了其**“非主流”地位。爱尔兰作家，如同其他少数族裔作家一样，常常处于被凝视、被异域化 (exoticizing)** 的位置。
这种凝视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严歌观察到，一些爱尔兰作家似乎在不自觉地迎合英美读者对爱尔兰的刻板印象——贫穷、混乱、酗酒等，“写给外国人看的，不是写给爱尔兰人看的”。这种现象并非孤例。她引用越南裔作家朋友的观察，指出几乎所有越南裔作家都“必须”写到关于“船民”的经历，无论个人经验如何；她也提到华裔作家早期被限定在写家族回忆录 (memoir) 的框架内。
这些现象背后，是**“文学守门人 (gatekeepers)”在起作用。出版商、评论家、奖项评委等构成的权力机制，决定了哪些声音能被听到，哪些题材受欢迎。这种筛选机制，虽然看似促进了多元化（更多少数族裔面孔出现），但实质上可能是一种“要求扮演各自的角色”的规训。严歌认为，这既是意识形态的压榨**，更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体现——“fundamentally, it's money”，因为美国市场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着这种选择。
这种批判性的观察，不仅揭示了英语文坛内部的权力动态，也为我们理解全球文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文化霸权和市场导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内部视角。
给离散写作者的启示
访谈最后，严歌为那些同样在英语世界中尝试创作的离散华人写作者提供了建议。她强调了两点：
- 明确你的读者 (To whom I'm writing?)：是为白人主流读者写，还是为与自己有相似背景的社群写？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深刻影响写作的姿态、叙事策略乃至细节处理（例如，是否需要解释文化背景）。没有对错之分，但必须清晰自觉。
- 沉浸式阅读与模仿：提高非母语写作的“手感”和“语感”，找到自己在该语言中的独特声音，没有捷径。唯有大量阅读优秀作品，甚至进行抄写 (transcription)，去感受句子的节奏、韵律和音乐性，将其内化。
结语：在边界处持续探寻
严歌的分享，是一次穿越语言、文化与个人身份边界的深度游历。她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真实处境：既受益于跨文化流动的机遇，也承受着身份撕裂的痛苦；既在新的语言中找到了创作的自由与动力，也清醒地认识到并批判着所处环境中的权力不平衡。
她的经历提醒我们，身份并非固化不变的标签，而是在持续的互动、选择与挣扎中动态构建的过程。对于日益增多的全球华人/华语人群而言，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安放自我、表达自我，如何在保持个体艺术追求的同时应对外部世界的期待与压力，将是一个长期存在且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严歌的坦诚与反思，无疑为这场探寻提供了宝贵的光亮与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