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
- 艾滋遗孤 (AIDS Orphans): 指因父母感染艾滋病去世而成为孤儿的儿童，是本次讨论的核心关注群体。
- 智行基金会 (Chi Heng Foundation): 由杜聪先生创办，致力于通过教育等方式资助和关怀艾滋遗孤及受影响儿童的公益组织。
- 教育扶助 (Educational Support): 智行基金会的核心策略，相信教育是改变命运、实现长期社会影响的关键途径。
- 去污名化与心理建设 (De - stigmat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指消除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并帮助受影响儿童建立自信、克服心理障碍。
- 高耀洁医生 (Dr. Gao Yaojie): 中国著名的防艾活动家，对杜聪先生及其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先行者和精神导师。
摘要
本期播客深入访谈了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杜聪先生。他分享了自己从金融投行精英意外转向公益事业，二十余年来致力于救助中国华中地区因卖血经济导致的艾滋遗孤的历程。杜聪强调，智行的核心策略是教育扶助，旨在通过提供持续的教育机会，帮助孩子们改变命运，实现长远的社会影响力。访谈不仅回顾了智行基金会的发展、面临的挑战（如社会歧视与污名化），也探讨了杜聪个人的人生哲学——寻找内在快乐而非外在物质满足。他还分享了与已故高耀洁医生的深厚情谊及其对防艾事业的贡献。内容触及了性别平等、价值观冲突以及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等议题，展现了长期投入公益事业的复杂性与深远意义。
洞察
本次访谈揭示了在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民间公益组织进行长期深度介入的实践模式与挑战。智行基金会的案例表明，单纯的物质救济难以根除代际贫困与社会排斥，而持续的教育投入结合心理赋权，是促进弱势群体实现社会融合与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杜聪的经历也反映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寻找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可能性，其从金融精英到全职公益人的转变，本身就构成了对主流成功叙事的反思。此外，访谈中提及的社会污名化问题、城乡价值观差异以及近年公益环境变化，都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理解公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观的视角。其对高耀洁医生的追忆，也映照出中国防艾事业先行者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观点
01「教育是改变艾滋遗孤命运的根本途径」
杜聪认为，面对艾滋病在农村造成的悲剧，最有远见的投入是教育。通过资助孩子们完成学业，不仅能让他们掌握知识技能，更能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摆脱宿命论，最终实现个人发展并反哺社区，这是实现“最大社会影响力”（Social Impact）的关键。
02「对抗歧视比解决贫困和疾病更难」
杜聪指出，艾滋遗孤面临贫困、教育中断、疾病（部分孩子自身也感染）等多重困境，但最难解决的是源于社会对艾滋病的无知和恐惧所带来的歧视。智行基金会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心理建设和反歧视活动，旨在帮助孩子们克服内心恐惧（“心中的老鼠”），建立强大的自我认同。
03「真正的快乐与富足源自内心而非物质」
杜聪对比了自己在金融行业和公益领域的生活，强调物质并非快乐的终极来源。他引用研究说明，将资源用于帮助他人能带来更持久的幸福感。他鼓励孩子们寻找自己内在的“快乐点”，独立思考，而非将幸福寄托于外部环境或他人的评价。
04「坚持直接资助，确保资源有效到达」
为避免中间环节可能出现的资源截留或滥用，智行基金会坚持将助学金、生活费等直接发放到受助学生或其监护人手中，并通过严格的审核机制（如成绩单、在校证明）确保资助用于教育目的，体现了对捐赠人和受助人高度负责的原则。
深度
从华尔街到中原乡土：杜聪与智行基金会的二十五年艾滋遗孤救助长跑
“如果那个时候你跟我说，我会做今天的事情，连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节目一样不可思议。” 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杜聪先生回首过往，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他的人生轨迹，从纽约的金融中心，意外地转向了中国华中地区的偏远乡村，与一群因父母感染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的孩子紧密相连。这场持续了超过二十五年的“奇遇”，不仅改变了他自己，也深刻地影响了数万名孩子的命运。
缘起：一次“不正常”的转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因不规范的商业偿献血行为（俗称“卖血经济”）导致艾滋病大面积传播，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留下大量无人抚养的艾滋遗孤。当时在瑞士银行（UBS）香港分部工作的杜聪，偶然间了解到这一情况，并有机会亲身探访了河南等地的“艾滋村”。
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他：“看到很多人间的苦难，看到很多孩子变成了孤儿，很多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很多已经去世了，或者在家里躺在病床奄奄一息。” 与许多人选择捐款后回归常态不同，杜聪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不正常”的决定——离开高薪的金融行业，全身心投入到救助这些孩子的公益事业中。
1998年，年仅31岁的杜聪创办了智行基金会。他坦言：“我看到这群孩子，我就觉得我等不了了……等我如果真的赚了更多的钱……他们已经长大了，已经错过了被教育的机会了。” 这份紧迫感，促使他放弃了个人财富积累的“康庄大道”，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艰辛的公益之路。
核心策略：教育，点亮未来的灯塔
面对复杂的局面——普遍的贫困、垂危的病人、绝望的孤儿以及当时地方政府对疫情的隐瞒，杜聪和智行基金会确定了核心策略：教育扶助。他深刻地认识到，简单的物质救济只能解燃眉之急，唯有教育，才能赋予这些孩子改变自身乃至社区命运的能力。
“如果我们要在这些地方，20年后要做成最大的所谓social impact（社会影响力）……就是把这些社区能复兴起来。” 杜聪解释道，“这些农村能不能复兴起来，就靠当年我见到这些十岁八岁的孩子，今天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孩子。”
因此，智行基金会累积筹集的数亿资金，绝大部分都战略性地投入到教育领域。他们为孩子们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资助，但前提是孩子必须持续在校学习。这种“有条件的资助”模式，有效地将大量辍学边缘的孩子拉回了课堂。迄今为止，智行已累计资助超过三万七千名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智行并没有选择建立集中管理的孤儿院或学校，而是坚持让孩子们融入当地的普通学校和社会环境。“我们希望他们能尽量地融入社会，希望他们可以更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不要被抽离被封闭式的去管理。” 这种方式有助于避免标签化，促进孩子们的社会化进程。
攻坚克难：与歧视的漫长搏斗
除了贫困和失学，社会歧视是压在艾滋遗孤及其家庭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当时我见到很多孩子的眼睛，是很绝望的。” 杜聪回忆道。这种歧视源于公众对艾滋病的无知和恐惧，它渗透在邻里、校园甚至亲属关系中，对孩子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创伤。
杜聪认为，解决歧视问题比解决物质匮乏更具挑战性，也是智行基金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歧视带来的问题，我觉得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难的，也是我觉得我们执行（智行）做的最好的，最让我自豪的。”
为此，智行开展了大量的心理建设和反歧视活动。他们组织夏令营、工作坊，鼓励孩子们书写《倾听 Hiv/Aids 故事》纪念册（类似暴露疗法），让他们正视和理解家庭的遭遇。同时，他们动员受资助的大学生返乡担任“小老师”，为弟妹们树立榜样（Role Model），传递希望。
杜聪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艾滋病是一只老鼠……（很多机构的做法是）你千万不要给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老鼠……但是我们能把全世界的老鼠杀死吗？不可以……我们就应该利用他们还被我们资助的过程的时间，慢慢放这个老鼠在这个房间，让他们一步一步地克服对老鼠的恐惧。” 目标是让孩子们内心强大起来，即使未来在社会上遇到歧视，也能坦然面对，不被其伤害。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深耕细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受助孩子不仅顺利完成学业，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就（如飞行员、法官、教练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展现出自信开朗的精神面貌。目前，智行基金会的员工中有高达70%是昔日的受助者，他们选择回来反哺，这本身就是对智行工作理念和成效最有力的证明。
价值观的碰撞与坚守
杜聪的工作，不仅是在物质和心理层面帮助孩子，也无形中在推动着观念的变革，这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传统价值观产生碰撞。
例如，智行坚持男女平等的教育资助原则，使得许多在传统观念中可能被牺牲教育机会的女孩得以继续学业，并表现优异。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甜蜜的烦恼”。一位受助女孩读完法律成为法官，却因眼界开阔而迟迟未婚，让家里的老人着急抱怨：“都是你了杜老师，把我的女儿培养得那么好，现在每年春节回家相亲，整个村的男人都看不上眼！”
杜聪希望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个人幸福的能力，但这有时与农村长辈期望的“早日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相悖。这种城乡观念差异和代际冲突，是智行在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调和的现实。
个人哲学：内心的富足
从年薪丰厚的投行家到“身无分文”的公益人，巨大的身份落差常常被媒体放大渲染。甚至有不实传言称杜聪本人也感染了艾滋病。对此，杜聪显得相当淡然。他澄清自己并未感染，但也强调不应过度恐惧艾滋病。他认为，自己能够顺利过渡，部分原因在于即使在金融行业时，他也不是一个追求奢华物质生活的人。
“让我快乐的事情只是很简单，可能冰淇淋啊……” 他分享道，“我们其实快乐不应该从外面去寻求……为什么我们的快乐要寄托在别人怎么对我们身上？我们不能自己去找自己的快乐的？” 他引用一项研究指出，将金钱用于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快乐感更为持久。这种对内在价值和利他精神的追求，构成了他个人幸福感的来源，也贯穿于他对孩子们的教导中。
致敬先行者：高耀洁医生的精神遗产
访谈中，杜聪深情回忆了已故的中国防艾先驱高耀洁医生。高医生是杜聪踏上公益之路的重要引路人和精神导师。“对我来说我的人生，有几个人是改变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高耀老师是其中一位。”
杜聪讲述了当年在高医生带领下深入疫区村庄的经历，共同见证了那段沉痛的历史。高医生晚年将自己联系的部分艾滋遗孤托付给杜聪继续资助，这份信任也成为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杜聪赞赏高医生正直、坚韧、风趣以及“苦中作乐”的性格，认为这些品质对于在艰难环境中长期工作至关重要。
高耀洁医生的经历，从一位备受尊敬的体制内医生，到因揭露真相而备受打压，最终远走他乡，其个人命运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轨迹形成了某种同构。杜聪在纽约参加高医生的葬礼，并选择在她“尾七”（去世后第49天）分享这些故事，既是对恩师的缅怀，也寄托了对防艾事业未来的复杂情感。
挑战与前瞻：在不确定性中前行
谈及当下，杜聪的语气中多了一丝凝重。近年来，受宏观环境变化、疫情及社会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智行基金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连续五年出现财政赤字，不得不动用储备金维持运营。
“根据最近这一两年发生的事情，我真的没法判断未来一两年会变成怎么样……这个社会的未来，我真的前所未见了。” 杜聪坦言，公民社会的空间、商业领域的活力似乎都在收窄，这给包括智行在内的许多公益组织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未来充满变数，但杜聪和智行基金会二十五年来的坚守本身，已经在中国公益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不仅为数万名艾滋遗孤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探索并实践了一条以教育为核心、注重心理赋权、直面社会污名化的深度干预路径。
智行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社会进步，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突破，更需要人文关怀的深度、对边缘群体的包容以及公民社会持续的努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份源自个体良知、并坚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行动，尤显珍贵和发人深省。前路或许依旧崎岖，但正如杜聪所言，唯有“看一步走一步”，在坚守初心中，继续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之光。